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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庄子是哪里人?这个问题的答案最早见於司马迁的《史记老子韩非列传》:“庄子者,蒙人也,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,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”这里的“蒙”究竟在哪里?庄子故里之“蒙”以及“漆园”又是什麽地方?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可谓伤透了脑筋。因为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,素以用字简练着称,导致今人莫衷一是,众说纷纭。
  有人认为:今之安徽蒙城,世称“山桑,北塚,古漆园”,改名蒙城虽自唐代天宝年间,但蒙城之“蒙’却由来已久。他们认为不独尽人皆知,且有史据可证。南朝宋罗泌《路史》云:“盘庚自奄迁於北塚;北塚,蒙也。”《嘉靖寿州志》还有记载:乾隆《颖州府志》“漆园城,在县河北三里,即旧蒙城;庄子为漆园吏在此”。
  反对者也不乏其人,他们从《隋书·地理志》於“谯郡·山桑”下找答案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记载:“后陶置涡州涡阳县,又置谯郡,梁改涡州曰西徐州,东魏改曰谯州,开皇初郡废,十六年改涡州为肥水,大业初州废,改县曰山桑。又粱置北新安郡,东魏改置蒙郡,后齐废郡置蒙县,后又置郡,开皇初废郡。又梁置阳夏郡,东魏废。”他们认为:上面一段引文好像“山桑”(后为蒙城)也曾经称“蒙”。其实,《隋书·地理志》说的是“谯州”之内(南北朝时州辖郡,郡辖县)三个区域的建置沿革,其中涡阳、肥水、山桑的变迁,才属今之蒙城,而北新安、蒙郡、蒙县,仍属今商丘。并认为“粱郡·守城”(今商丘)注云:“梁置北新安郡,寻废”,这就是对上面的解释和照应性的说明,由此推出,迟至隋代,今蒙城从未沾上“蒙”字。
  唐代学者比较流行的说法则认为庄子出生地在山东曹州。李泰等着的《括地志·冤朐县》说:“漆园故城在曹州冤朐县北十七里,庄周为漆园吏,即此。”张守节在《史记正义》中也援引了这一记载,并说:“按:其地古属蒙县。”诗人李白居东鲁,在其《赠从弟冽》一诗中说:“自居漆园地,久别咸阳西。”这里说明唐代学者都把曹州漆园作为庄子作吏之地。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近代乃至今天。若把曹州与河南之“蒙”都看作“古属蒙县”,尚还可说得过去,但两者是否能连在一起,就比较牵强了,至少无材料足以佐证。
  宋代学者朱熹对庄子故里有比较系统的考证。《朱子语类》说:“李梦先问:‘庄子孟子同时,何不一相遇?又不闻道及,如何?’曰:‘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,他只在僻处自说,然亦止是杨朱之学。但杨氏说得大了,故孟子力排之’。”“庄子去孟子不远,其说不及孟子者,亦是不相闻。今亳州明道宫乃老子所生之地。庄子生於蒙,在淮西间,孟子只往来齐、宋,邹、鲁,以至於梁而止,不至於南。”在朱熹看来,庄子乃楚国蒙地人。“淮西”指皖北、豫东、淮河北岸一带,安徽蒙城属楚,也正处於这个位置。
  明代学者李时芳,主张庄子故里安徽蒙城说,他的考证没有多少新意和见解,只是维护王安石、苏轼等见解而已。但他反对庄子是山东曹州人之说。谈及苏轼、王安石的见解,有学者持极强烈的反对意见。严格的讲,苏、王持“庄周故里为安徽蒙城说”是没有几分考据的,只是苏轼曾经为安徽蒙城在宋朝时所建的庄子祠堂写过碑记,也就是着名的《庄子祠堂记》,当代学者刘文刚则认为苏轼的这篇碑记是“求文以为记”的应酬之作,不是什麽考据文章,苏轼只是借此发挥他对庄子的推崇和赞美之情,而对於安徽蒙城是不是庄周故里,他在碑记中“不置一词,可见还是比较审慎的”。而王安石则是写过一首《过蒙城清燕堂诗》,其中最着名的四句是“清燕新碑得自蒙,行吟如到此堂中。吏无田甲当时气,民有庄周后世风。”凭借一首诗里的两句话,即使作诗的人再有名气,在一些学者们看来也不足以说明庄周故里即为蒙城。此一说。
  庄子究竟是哪里人?我们认为:《史记》载庄子为“蒙”人,《汉书》又列“蒙县”於“梁国”。那麽,今天的蒙城在汉代是否叫“蒙”,是否又属於“粱国”,弄清这个问题,庄子的故里纷争就容易解决了。汉之“梁国”,原本秦之“砀郡”,即今河南商丘一带。其领属范围既包括商丘东北境的“小蒙”,也包括商丘东南境的“大蒙”,梁国曾是汉梁孝王的封地,“梁孝王好营造宫室苑囿之乐以通宾客”,在商丘建造了“梁园”。小蒙近商,虽有“梁园”,但无“漆园”,大蒙偏远,却素有“漆园”之称,可见司马迁笔下的“蒙”当为“大蒙”而非“小蒙”。“大蒙”疆域原来甚辽阔,西北边境达雉河集(今涡阳)以北数十里,直至今豫、皖接界处,距商丘仅百余里。随着历史变迁,又几经分合,建置沿革也有变迁,但无论怎样,大蒙与今之蒙城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,我们倾向於庄子为安徽蒙城说。
  以上是安徽学者孙以楷、钱耕森等的观点,另外安徽省内,特别是蒙城县内的学者都倾向於庄周是安徽蒙城人一说,这也许无法排除争荣之嫌,但如果论证的有理,又有充分的证据,那麽这种论断就应该引起研究庄子的人的注意,另外知道了庄子到底属於哪个地方的人,对於研究庄子的文学艺术以及思想渊源诸方面的问题都大有裨益。